香港廉政公署专员：廉署从未见官员妨碍司法

　　香港廉政公署廉政专员汤显明接受本报独家专访畅谈在香港廉署5年来的工作经验

　　香港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城市之一，2011年全球“清廉指数”排行榜上，香港在全球183个地区排名中居第12位。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也在于香港有一个廉政公署。

　　一直以来，廉政公署都是香港惩处贪腐的利器。香港廉政公署是如何有效运作的？采用什么手段保持香港的廉洁？如何应对新的挑战？这些都是香港廉政公署廉政专员汤显明重要的课题。

　　再过几天，汤显明就将退休，结束5年的廉署专员任期。在过去的5年内，香港廉政公署向一批高官开刀，保持了港人对廉署的高度信心。

　　昨日，在香港廉署大楼内汤显明接受广州日报的独家专访，与本报记者畅谈了一个多小时。他表示，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。

　　文/本报特派香港记者何涛、杨洋

　　图/本报特派香港记者王燕

　　市民对零容忍贪污诉求越来越高

　　广州日报：香港回归15年来保持了“廉洁之都”的形象。最近5年在您的任期内，您如何评价香港的廉洁状况？

　　汤显明：一个重要的情况，就是稳定。这个稳定是指推动工作的稳定、整体肃贪倡廉成效的稳定。当社会发展快、外围变数多时，稳定是比较难的。

　　例如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，给香港带来的一个影响是，来廉署报案的人多了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香港人大多在赚快钱，他怕受经济影响，所以在赚快钱。因为经济状况的改变，一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涌现了出来。社会不变的时候看不到，一变就出来了。2008年金融海啸非常要紧，有没有改变呢？社会有改变，但是对ICAC的工作影响不大。

　　这是第一个观察，第二个观察，社会对整个政府提供的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ICAC——我们不能说自己的工作做得怎么好，做得好不是我们自己去判断，应由市民来判断。

　　我们看得到，社会最关注的永远都是政府部门，香港的公务员队伍基本上是廉洁的，如果16万人的公务员队伍每年检控平均数是21人，才占百分之几？完全没有贪污违规的行为，这是最终的理想。受检控的是21人，定罪的可能会少一点。

　　经常有人提出官商勾结这个概念，这些关注都是有原因的，都很容易理解，但是这不代表香港社会贪污严重了，我相信这么讲是太绝对。一些被高度关注的事件，反映出来的固然有值得关注的地方，但是更加反映市民对于廉洁对于零容忍贪污有越来越高的要求。

　　广州日报：香港市民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，廉署如何应对？

　　汤显明：以前对公务员是看到底是不是违规，现在是看是否达到社会道德和价值观的要求。随着市民对政府包括政府官员的要求越来越高，这个方面的诉求越来越高。

　　对于ICAC来说，我们是三管齐下，执法、防贪、教育。执法是义无反顾、一视同仁的。如果我们接触到一些问题，不是在我们执法的范畴内的，我们的看法就是通过防贪处理，填补漏洞。我们防贪的制度，是为了防止犯罪之外，还通过制度的完善使得整个公营机构的运作更加高效。高效与廉政，二者有一定的关系，但廉政不一定高效。但高透明度可以抑制一些不法行为的产生，也加强了监察。我们希望一方面执法，一面通过防贪去处理，通过教育与防贪可以防止不法行为。

　　近5年未发生举报者信息泄露

　　广州日报：廉署每年的开支有多大？

　　汤显明：廉署每年的运作经费接近9个亿。平均每人超过100元，维持一个廉政制度不便宜。廉署每年的运作经费占政府总运作经费的千分之二左右。主要是工资开支，占80%。

　　广州日报：廉署设了七个分区办事处接受市民举报贪污，但市民举报并不给奖励，如何让市民积极举报贪腐行为？如何接受市民举报及调查怀疑贪污的罪行？

　　汤显明：2012年1月到5月，廉署共接到1666宗市民举报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%。我认为香港人对公义的诉求是很高的。他们相信做一些事情，是可以达到公义的目的，他们就会去做。固然，不排除有些人是觉得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来举报。最典型的是，ICAC建立之初，有人索贿、收保护费。好像当年的驾照，有部分是涉及贪污的行为。有不少的举报，跟个人利益是没有关系的。是因为看到不公平，反映的是香港人的价值观。

　　广州日报：市民举报是否为实名举报？怎么保证举报人的信息不外泄？

　　汤显明：每年实名举报约占70%，另有30%是匿名举报。ICAC的保密让市民有信心。如果有案件，到了监控的阶段，检举人的安全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也有保护证人组，里面有特别的安排，可以提供安全保障。

　　我不能说38年来没有出现过这种(举报人信息泄露)的情况。虽然这是假定性问题，如果有人觉得保密做得不够，最低限度有两个层面去解决。第一是投诉，可以去投诉委员会调查跟进。第二是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索偿。我们不希望出错，但是我们不能做到100%不出错。错的几率是很低的，错的事件也很少。

　　38年来我不能绝对说没有出错，如果有这种情况，我们有责任去正视，原则就是，当赔就赔，这种事很少发生。在我印象中，这种事5年来好像也没有过。

　　广州日报：处理市民举报有什么程序？

　　汤显明：我们的要求是，上一个工作日到现在的工作日，收到的全部贪污举报，要做一个资料报告，每一份资料都要有。这个报告会在下一个工作日开始的时候送到执行处的负责人手上，由他们立刻分门别类处理。

　　第一，这些投诉是不是跟贪污有关，第二，有没有足够的材料帮助跟进。首次资料报告的消息来源是不是署名的。如果可以跟进，我们会在尽量短的时间内，再接触，拿多一点资料。同时我们会将案件分给ICAC以内的调查组，他们的组长会把工作分配给一个调查主任或者高级调查主任，称之为个人调查的专案。最要紧的是，一旦立案，没人可以取消这个案子。必须要销案的，我们会交给一个首次贪污举报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处理，他们都是独立人士，在做了必要的调查之后，我们才可以销案。通过问问题让他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资料。

　　广州日报：廉署咖啡很有名，请人喝的是普通咖啡吗？

　　汤显明：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其实咖啡都是普通的咖啡。为什么喝咖啡不喝茶，这有历史原因，因为三十年前好流行的一个说法，就是请你喝茶，给你些茶钱。另外当年廉署成立的时候也有外籍人士，喝咖啡也多于喝茶。

　　广州日报：请人来喝咖啡，遇到受调查人不愿意讲怎么办？

　　汤显明：他们有这个缄默权。调查时可以问任何人我们想要的资料，但是人也是分自愿协助调查，还是被拘捕带回来廉署的。如果一个人不是被拘捕，他可以不来，如果一个人被拘捕，他一定要来廉署，但不一定要说什么。

　　我们不会贸贸然地把一个人抓回来，这样是没用的，请一个人回来调查，认为他是涉案的，之前调查员要做很多准备工作，通过问问题让他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资料。这会让人觉得我们已经知道那么多了，不讲对他更不利。准备功夫做得够不够，这对侦查时效的影响是很直接的。

　　作为一个法律机构，一定要遵循法律的原则。最严重的就是妨碍司法公正，在廉政公署里有没有人胆敢妨碍司法公正。

　　广州日报：你曾说过从来不会发生打招呼、递条子一类妨碍调查的情况？

　　汤显明：一个执法机构一定要遵守法制的原则。廉署的职责是法定的，如果法律定的事你不做是不能接受的，最严重的是妨碍司法公正。在这栋廉署大楼里看谁够胆妨碍司法公正。递条子的人，我不相信有，也没有见过有。如果你提供协助资料，欢迎。如果你递条子，什么意思，不准这样做。一个执法人在一个法制机构里不能做不许做的事。如有人做这样的事立即查。执行处首长不敢这么做，廉政专员也不敢做这样的事。38年来，这种事发生的情况低于保护证人不力的情况。

　　广州日报：廉署只向行政长官负责，现行的构架下怎么保证对行政长官进行调查？

　　汤显明：这是关于权力的来源。要向行政长官汇报，在体制上，调查对象可不可以包括行政长官呢。第一，权力的来源是法，不是人。第二，行政长官之所以有廉署向他汇报的地位，是他的身份，不是张先生、王先生、陈先生，不是他个人。第三，不论传媒怎么报道，我们的作风是一贯。我们调查对象，2008年，法律通过，廉署的调查对象可以包括行政长官。

　　调查行政长官工作向谁交待呢，有关法律的问题由律政司拿意见，调查进度向委员会做交待。

　　广州日报：您对梁振英上任后的信心如何？

　　汤显明：我对香港政府的前瞻并不是对一个特别的政府，甚至不单只是政府，我对整个香港的前景有信心。

　　以我做过的工作来看，一个很共同的基础，也可以讲是政府和全社会的一个基础——法治的基础。法是规管性最强的，但是法律之下还有制度，还有一些成规。成规、制度、法都可以改，一个固定的运作模式是很要紧的。作为一个政务官员，对于前线的工作我就不会亲自做，我做的主要是统筹的工作，政策是一个大方向，统筹是很重要的。

　　加强与内地合作

　　广州日报：反贪这一方面，廉署可以和内地有什么合作？

　　汤显明：我们和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广东省检察院、深圳、上海都开展了合作和交流。合作由来已久，我们合作的模式包括在调查方面，相互提供协助，双方调查时可以互相合作，互相提供资料，去年11月份，我们把工作明确地推进一步。如果在香港触犯了刑法，而且在内地也触犯了，这种情况下可以协查，两地共同调查，方便情报交流。当然前提是要适合这个条件。

　　在预防方面，也是有很充分的交流，但是很重要的就是监察，2008年开始，我们有一个三地研讨会，第一个专题是建筑行业预防贪污，然后一连串我们推行了几次，每次都有很特别的专题；一个是金融领域防贪的措施。

　　我们跟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合作很密切。我们的同事尤其是普通话好的同事是经常去内地探访，也邀请内地的专家来港。

　　广州日报：案件是否展开调查，是否由专员来决定？

　　汤显明：不是由廉政专员决定，调查是由副廉政专员以执行长身份做一个统筹。

　　廉政专员有两个副手，一个负责公营机构，一个负责私营机构。另外，还有四个助理处长，有10个调查主任，每人都有调查资料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，在决定一个案件要不要立案的时，某个执行主任说这份案件不查，助理处长同意，而有人在开会时候提出异议，觉得要查，那么所有人就会讨论。

　　就算开会时不提出，事后再提出来，仍有机会重新审阅这份案件。如果有人故意隐瞒事实，对一件当查的案件不去查，不应该查的案件马虎笼统地把它当成贪污案来查，那么我们会启动内部的调查机制。调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是过失还是刻意隐瞒。

　　这个内部调查机制不怎么公开，作用是让调查有效，要到ICAC的第三把手才能看到，就是执行的两个调查处长的其中一个。

　　如果万一这里边有问题，涉及到很高层，那么调查人的等级会更加高，可能是执行处首长。廉政专员也一定会参加。

　　我提出四个监察的概念，廉署由内部执行处开会时同时决定，会有同事监察运作情况；第二，怀疑有什么不妥，会有内部审查小组，内部调查的层面一定要到我那里，涉及到委员会的监察就是更高层面了。

　　广州日报：7月1日之后您将退休，有什么打算？

　　汤显明：我的任期是到这个月的30日，到7月1日我会恢复我个人的身份。从工作岗位退下来，我自己会有一些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，我也会考虑做一些有益社会的工作。

　　记者手记：

　　在香港，一名官员被请到廉署喝咖啡绝对是人生中的大事。

　　“专员会请你们喝杯咖啡。”昨日在采访开始前，香港廉政公署的工作人员给本报记者开了一个玩笑。

　　“廉署喝咖啡绝对要品尝一番。”本报记者回答说。采访期间，本报记者果然品尝到了廉署的一杯咖啡和一杯清水，感觉与普通茶餐厅的咖啡并无异样。

　　其实，请人喝杯咖啡只是廉署的一种工作方式，回归之前，港英政府曾从英国调来资深警员，他们在邀请嫌疑人和证人进行调查时，都会礼貌地请对方喝杯咖啡。

　　慢慢地，喝咖啡成了接受廉署调查的代名词。香港回归之后，廉署特色依旧，反贪力度更大，让廉署咖啡成为了香港官员闻之色变的名词。

　　请人喝咖啡体现了廉署的一种工作方式，就是形式普通，看似平常，甚至略显轻松，但绝不会轻松惬意。因为廉署不会随便请人来喝咖啡，在请人之前已经做了大量调查工作，掌握了不少被请者犯事的证据。

　　“就像采访前要做大量准备工作一样。”本报记者说。

　　“是的，但是结果可能完全不同。”香港廉政专员汤显明说。

　　(何涛、杨洋)